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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色龍蝦篇一
作者/眭達明
工部尚書吳中，山東武城人，有材能，然惟聲色貨利是好，寵妾數十，甚畏其妻。嘗領誥命，妻命左右誦之畢曰： “此文天子自為乎？儒臣代草乎？”曰： “亦儒臣代草耳。”妻曰： “代草甚當。今誦之終篇，何嘗有一清有一廉字？”中不敢怒。夫居官不廉，乃為婦人所誚，亦足羞矣。
——《典故紀聞》卷十一，中華書局1981年7月第1版第199頁
古代任命比較重要的官員時，要頒發一種類似現代的委任狀或任命書的文書作為授官憑信。這種文書在北周出現時被稱為告身，授官時即頒給本人。如《北齊書·傅伏傳》記載：北周攻克并州，派人招降北齊名將傅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其后，這一制度由北周歷經隋唐傳至明清。
唐朝的授官憑信也叫告身，但頒發程式比北周完備，授官按品級分冊授、制授、敕授、旨授、判補五種。前三種頒發需經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最后由尚書省蓋印付本。旨授經尚書省，分別由吏部（文官）、兵部（武官）授給。判補則由吏部頒發。中唐以后，官爵冗濫，出現空名告身；甚至未有告身，先給信牒。宋代嬪妃、王公、文武品官、內外命婦以及其他受封贈者皆給告身，由官誥院掌其事。元豐改制后，人品者給告身，無品者給黃牒。明清時，授官憑信被稱為誥命或敕命。敕命有兩種：一種稱之為“坐名敕”，用于任命地位較高的文武官員，敕內要寫明官職姓名，本官任滿或因故去職時，敕命要繳回注銷，接任官員再發新敕；另一種稱之為“傳敕”，用于任命地位略低的文武官員。這些官員的職權一般比較穩定，敕內只列官銜，不具姓名，本官離任去職時傳給后任，敕書仍不喪失其現行效用，因而稱為“傳敕”。
告身文書的形式與現代的委任狀或任命書雖然頗為相似，但它的內容有許多不同。現代的委任狀或任命書文字簡單，只需寫明任職者的主要職銜，而明清時的誥敕文書則要闡明所任崗位的性質，規定任職者的職權范圍，對任職者提出工作要求等，作為明確責任和行使職權的法律依據。
《明太祖集》收錄了眾多明初誥命文書范本，其中肛部尚書誥》全文是：
昔圣人也樸，民俗亦厚，制不飾華。六曹之設，內工官居數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者，皆無異伎，國無奇役，然而工務雖筒，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再為，一廢而無復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而官賢，稱君圣德。
今之人受職任事，則又不然矣。凡臨事之際，必因公而役私，因私以弊公，于國則不利，與民為害，是有人神共怒，禍及身家，往往有之，未嘗有福臻而愆消者也。然罪者已往，存者復為，是不隔禽獸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人，在福民之福，固國以奉天地。是以前賢能體君心，而以務事工，得家保而國昌。
今朕設工部，實法古制。特以爾某為工部某官。當敬事，信工無弊，上下咸合。汝貞良哉！（《明太祖集》卷四，黃山書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67頁）
相對于明初的誥命文書，清代任命外任官的敕諭（敕命），內容要豐富和規范得多。一份完整的清代敕諭通常包括以下內容：
一是要寫明受文者的全部職銜，包括兼銜兼職，以明確本人的權力、地位和品級，享受不同的政治與生活待遇。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朝皇帝頒給臺灣二品總兵官王巍的坐名敕，就寫明他的職銜是“臺灣總兵”。
二是要寫明受文者的管轄區域、駐扎地點及管轄哪些官吏等。如王巍的坐名敕內就寫道： “茲特命爾鎮守福建臺灣等處地方，駐扎臺灣府城。管轄本標中、左、右三營，統轄北路副將、臺灣水師副將、澎湖水師副將、臺灣城守營參將、南路營參將、南路下淡水營都司、北路淡水營都司各營大小將領及守御等官，俱照題定經制事例管轄。”
三是要寫明受文者的全部工作任務并提出相應任職要求，這是敕諭內容的主體。如王巍的坐名敕內就寫道： “爾須操練兵馬，振揚威武，申明紀律，撫恤士卒，嚴明斥堠，防遏奸宄，修浚城池，繕治器械，相度地勢險易，控制要害處所，責成該汛弁兵力圖保障。各營額兵，務選補精強，毋容積猾老弱糜餉。一應本折糧餉，聽該管衙門給發。所部官丁，必須嚴加鈐束，秋毫無犯，使兵民相安，不得借打草放馬為名，騷擾農業。如遇寇警，即統兵戮力剿捕，不得觀望，致誤軍機。”敕諭詳細規定了任職者的職責和要求，以便官員明確自己肩負的使命和應做的工作。對敕諭中沒有授權的臨時性工作古人也考慮到了。如王巍的坐名敕內就寫有這條補充規定： “敕中開載未盡事宜，皆申報總督、巡撫、提督參酌施行。”這實際上是授予王巍一定便宜行事的權力。
四是要寫明受文者服從哪些上級的領導和指揮，哪些問題需向上級請示執行，哪些問題需和其他有關官員咨商決定或聯名執行，這也是敕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這些不僅是一般的工作方法，也是嚴格的紀律要求。如王巍的坐名敕內寫道： “爾仍聽閩浙總督、福建水師提督節制。”又說： “如招撫事體重大，即申報總督、巡撫、提督，奏請定奪。”
五是明確不能插手和干預職權范圍之外的事情。如王巍的坐名敕內寫道： “一應錢糧詞訟、民事，俱系有司職掌，不得干預。”
六是在敕諭正文的最后寫明訓誡條文，讓官員銘記于心，時刻自儆。如王巍的坐名敕內寫道： “爾受茲委任，須持廉秉公，殫力奮勇，殲寇固圉，斯稱厥職。如或貪黷乖張，岡循怠忽，縱寇殃民，貽誤封疆，國憲具存。爾其慎之！”（王巍坐名敕見《明清史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1972年3月再版戊編第3本第211頁）
由此觀之，明清時的誥敕文書既是皇帝授予大臣的職權證明書，也是皇帝授予大臣的責任委托書，同時也是大臣行使職權、開展工作的憑證和國家考核官員政績及實行獎懲黜陟的依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敕諭文書正文的最后寫上一段訓誡條文（明朝的《工部尚書誥》結尾處也寫有少量訓誡文字），對官員示以儆戒，無疑能起到約束官員奉公守法的作用。
當然，在賄賂公行、官吏貪腐成風的大環境下，僅靠一紙任命書訓誡約束，其作用十分有限。正因如此，才會出現文頭引文中所寫的一幕：皇帝頒發誥命文書給吳中，又一次提升他的官爵。吳太太將誥命奪過來，讓人讀給她聽，然后問吳中： “誥命是皇帝親自寫的，還是秘書代筆？”吳中說： “應該是秘書代筆。”吳太太說： “寫得非常恰當。”吳中說何以見得？吳太太說： “聽完整篇誥命，何嘗有一清有一廉字？不就是說你嗎？”吳中歷來畏妻如虎，聽她這么一說，更是不敢做聲。
在妻子眼里，吳中顯然不是做大官的料，皇帝用這樣的人，不是瞎了眼就是用人政策出了問題。于是丈夫的官做得越大，吳太太越是感到恥辱。知夫莫若妻，相信吳太太的判斷不會有錯。
俗話說“夫貴妻榮”，吳中的妻子卻“夫貴妻恥”，真是太有趣了。
吳中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而讓自己的妻子如此瞧不起？
《明史·吳中傳》和《明宣宗實錄》中說：當了二十多年工部尚書，后來又官至太子少保和少師的吳中，在負責北京故宮和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三代皇帝陵墓的營建過程中，雖然“職務填委，規畫井然”，并且“勤敏多計算”，獲得了皇室的肯定和贊賞，但對工人師傅刻薄無情，像勞改犯一樣管束，一點也不體恤。他還私自將宮殿建筑材料送給權勢人物建私宅。他自己也撈了不少，并養了許多情人。于是在皇帝眼里，吳中是個能人，社會輿論卻一直鄙視他，在妻子心目中更是毫無地位。再結合文頭所引用腆故紀聞》中的說法，可見不管是正史還是野史，都認為吳中是一個有能力、有政績卻無口碑的人。他還是一個好色之徒。貪官背后都有女人，古今皆然。
如此貪得無厭又品格低下的一個人，也就怪不得被妻子瞧不起，要對其升官進行諷刺挖苦了。
當然，吳太太叫人讀丈夫的封官誥命，沒有聽到“清廉”二字，便譏笑他“何嘗有一清有一廉字”，顯然是一種借題發揮，故意加以諷刺和挖苦。誥敕文書很少對任官者的道德品行作出評價，只規定受文者的職權范圍和任職要求，皇帝頒給吳中的誥命沒有使用“清廉”二字，是很有可能的，實屬正常。
不過從上面引用的王巍坐名敕的內容來看，訓誡條文中是使用了“廉”字的。清朝的公文和公文制度大多沿襲明制并有所完善和發展，而明朝皇帝頒給吳中的誥命在訓誡文字中卻沒有使用“清廉”二字，難道真是作者有意為之？誥命文書都是出于儒臣（秘書）之手，如果真是公文作者有意不用“清廉”二字，那么起草這份誥命的秘書就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他認為像吳中這種無清無廉的官員，在頒給他的誥命中是不配使用“清廉”二字的，否則就會弄臟這兩個神圣的漢字。
吳太太自己不看誥命而要別人讀給她聽，說明她不識多少字甚至是文盲。受國家教育培養多年的高官丈夫不如文盲妻子懂得為官之道，真是讓人大跌眼鏡！在聽讀過程中，吳太太對清廉二字如此關注和敏感，表明她對丈夫的道德缺陷早就深惡痛絕。吳中身邊有這樣一個“廉政賢內助”，本來可以讓自己少犯甚至不犯錯誤，事實本身卻不是這樣，真是讓人感慨良多！
依靠夫人反腐、搞“廉政賢內助”什么的，看來完全行不通。要解決干部腐敗問題，還得要有好的用人機制，必須在建章立制上想辦法、下功夫，否則難免成為笑柄。
（作者單位：江西省糧食局）
異色龍蝦篇二
異色龍潛公文辦理趣聞雜談
口睦達明
宸濠又賄錢寧，求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于帝，用異色龍箋，加金報賜。異色龍箋者，故事所賜監國書箋也。宸濠大喜，列仗受賀。（《史·諸王二》，中華書局1974年4月第1版第3594頁。）
朱宸濠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權的后代，為第五代寧王。寧王封地原在大寧，明成祖永樂初年改封南昌。寧王雖然住的是雕梁畫棟的王府，吃的是山珍海味，但總認為空有一個王位沒有多大意思。朱宸濠身邊的幾個術士，看到他野心勃勃，就別有用心地整天在他耳邊鼓噪，不是稱他儀表非凡一臉高貴相，就說南昌城東南有天子之氣，是一塊出皇帝的風水寶地。朱宸濠本來就是個不知天高地厚、有兩分顏色就要開染坊的人，聽了這種“忽悠”，哪能按捺住自己的野心？恰好當時的皇帝明武宗是個地地道道的昏君，這就使得朱宸濠更加覺得有機可乘，做夢都想奪取皇位。
反心日熾的朱宸濠之所以沒有馬上打出反叛的旗幟，是他看到明武宗因縱欲過度而喪失了生育能力，一直沒有法定的皇位繼承人，而群臣又多次請求他盡快召親王的兒子為嗣子，朱宸濠便想讓自己的兒子填補這一空缺。如果他的這一愿望實現，不僅皇位會順順當當落入自家之手，而且不要承擔任何風險，更不要背負“悖逆”的罪名，故而一直沒有舉旗造反。
然而，若按血緣關系，朱宸濠是比較疏遠的皇族，自己的兒子被選為皇嗣的可能性非常渺小。這一點，朱宸濠心知肚明。但他相信事在人為，百分之一的希望有時也會變成百分之百的事實。如意算盤打好后，朱宸濠便分步實施這一計劃。
朱宸濠早就用金錢開路在朝中買通了內應。明武宗寵信的伶人臧賢和佞臣錢寧就是朱宸濠隨時用得上的人。他要臧賢和錢寧在皇帝面前極力為自己說好話，一有機會就夸贊他如何賢德，如何勤孝。夸他自己其實就是夸他兒子，目的是讓兒子有朝一日能被選人宮，入嗣帝位。
僅僅口頭夸贊還不夠，還需要有實實在在的行動。朱宸濠便又請錢寧幫忙，求取皇帝圣旨，“召其子司香太廟”，為將來人嗣帝位做準備、打基礎。
所謂“召其子司香太廟”，就是將朱宸濠的長子召入北京，讓他在太廟舉行的祭祀儀式上承擔司香任務。這一角色通常只有皇帝的嫡子才有資格充任。所以，他的兒子一旦到了太廟司香，實際上便取得了準太子的地位。
在錢寧的不斷慫恿下，昏庸的明武宗不但同意了朱宸濠的請求，而且用“異色龍箋，加金報賜”。朱宸濠得之大喜。他不僅舉行特別隆重的儀式，迎接這份圣旨的到來，而且脅迫當地官吏和百姓聯名上奏褒獎其孝行。
所謂“異色龍箋”，其實就是明朝中央內府御用的一種特殊公文用紙。隨著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尤其是印刷業對紙張的大量需求，明代的造紙業有了很大發展，所造紙張品種繁多，如連四紙、連七紙、毛邊紙、觀音紙、奏本紙、榜紙、開化紙、綿連紙、藤皮紙、油紙等。明代還研制出不少著名的加工紙。如宣德年間創制的“宣德箋”，與著名的“宣德爐”和“宣德瓷”齊名。宣德箋有金花五色箋、磁青箋、羊腦箋、素馨紙等，多供內府御用。其中磁青箋是桑皮紙用靛藍染成深青色，再經砑光制成，顏色猶如明代青瓷，古色古香，光如緞玉，堅韌耐用，非常著名；羊腦箋是對磁青箋的進一步加工，表面呈黑色緞紋，黑如漆，明如鏡，可防蟲蛀，更為名貴。此外，明代還仿制過前代的一些名紙，如唐薛濤箋，宋金粟山藏經紙等。很顯然，“異色龍箋”不僅是明朝中央內府御用的一種特殊公文用紙，而且是某種特殊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朱宸濠如此看重這份圣旨，除了內容是他希望得到的結果外，更在于這份圣旨的用紙被賦予了超出常規的含義，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只有在頒發監國書箋（代理國政的詔書）時才使用“異色龍箋”。用這種特殊紙張頒發詔書，本來就是一種特殊的榮耀，是一種明確的暗示和超越常規的舉動，而在頒發這份用“異色龍箋”書寫的詔書時，外面又用金紙包裝，這就使得逮份圣旨的地位和含義非同尋常。獲得如此特殊的圣旨，朱宸濠怎能不如獲至寶、歡喜異常呢？
然而正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朱宸濠過分地表現和突出自己，以及與臧賢、錢寧等人一系列不合常規和擾亂朝綱的舉動被太監張忠和倬臣江彬等人看在眼
異色龍蝦篇三
古代公文寫作趣聞雜談
有償公文????????
????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颎戲謂譯曰：“筆干。”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隋書·鄭譯傳》
????開皇年間，隋開國元勛鄭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鄭澤在幾年前被貶為隆州刺史，這次回京治病，隋文帝設宴招待他，宰相高颎等人都來作陪。在喝酒言笑中，隋文帝憶起舊情，便當眾宣布恢復鄭譯的沛國公爵位，并當即指示內史令李德林起草詔書。高颎見鄭澤喜事降臨，便開玩笑說：“筆干了”，言外之意是要花錢買筆墨了。鄭譯回答說：“我出外做地方官，這次因病請求回京，承蒙批準便打馬回朝，無一文錢在身，拿什么給你們‘潤筆’呢？”隋文帝聽罷大笑。
????據清代學者趙翼考證，潤筆這個詞兒便是從這里來的。現在作文受酬俗稱稿費，古代則叫作潤筆。
????潤筆一詞雖說出自《隋書》，但不等于說作文受酬就始于隋文帝時期。南宋大學者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作文受酬自晉宋（劉宋）以來便有之；與洪邁同代的王楙在《野客叢書》中，卻說漢武帝時就有寫文章得稿費的情況；顧炎武也考證，最晚在東漢時期，便出現了作文受酬之事，比如蔡邕為權貴們寫了那么多碑誄文章，“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日知錄》卷十九）。意思是：蔡邕如果不是為了多得幾個稿費，是不會寫那么多碑誄文章的。由此看來，作文受酬的歷史是很悠久的。
????古人作文受酬一般有兩種形式。一是為活人寫壽序，給死者撰碑文。如唐代大散文家韓愈，寫碑文頗得潤筆之利；北宋詩人王禹貶官外放商州時，也寫過好些碑文，且自作詩云：“副使官閑莫惆悵，酒錢猶有撰碑錢。”二是為皇帝、大臣和朝廷、官府起草公文受賞賜。這種公文可稱作有償公文。趙翼在《陔馀叢考》中說：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寫了四道制文，宋徽宗給了他特優的酬勞，把不少無價之寶的御用之物賞賜給他。王寓是徽宗朝中書舍人，《宋史》有他的本傳，此事當不虛妄。另據《湘山野錄》卷上記載：翰林學士孫拤撰寫宋仁宗母親《進李太后赦文》，宋仁宗讀后“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赍之。”皇帝要秘書寫公文尚有恩賜，則臣下例有饋贈更不待言。如北宋名臣寇準拜相時，楊億（字大年）撰寫制法，其中稱寇準“能斷大事，不拘小節”，寇準認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給作者“例外贈百金”（《日知錄》卷十九）。
????由此可見，古代秘書撰寫公文，和作家撰寫壽序碑文一樣，有時是可以得到賞賜、獲得酬勞的，這種情況估計還比較普遍，否則高颎不會在公開場合開這種玩笑，鄭譯也不會如此嚴肅認真地對待和回答這個問題。這種賞賜因為是俸祿之外的收入，這種公文自然就是有償公文。需要說明的是，古代作家撰寫壽序碑文，可以明碼標價，公開賣文，古代秘書得賞賜，卻是別人自愿給的，給不給和給多給少，當然也沒有一定的標準。不過從寇準給楊大年“例外贈百金”以及宋仁宗給孫拤“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赍之”來看，我們隱隱約約感到，在宋朝，秘書寫公文獲酬勞，好象有制度規定，因為既有“例外”和“明賜之外”，當然就有“常例”和“明賜之內”。后來在沈括的《夢溪筆談》卷二中，果然見到了專門談論這個問題的文字。他說，在宋初，秘書寫公文“皆有潤筆物”。宋太宗趙光義時，還“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秘書辦公的地方），每除官（任命官員）則移文督之。”秘書寫公文得賞賜、獲酬勞，果然有制度規定。既然如此，搞有償公文便成了天經地義、合理合法的事情，不給是不行的。
????古代搞有償公文，利弊如何，在此不想評論。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現在的秘書既然拿了工資，寫公文便是份內之事，再額外獲酬，于理不通。何況搞有償公文還會不可避免地產生其它弊端。比如現在有些新聞單位搞“有償新聞”，便使新聞的真實、客觀和公正嚴重喪失。所以說，搞有償公文肯定是要不得的。??義利之間????????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于常，然用啟頭書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
??????????????????????????——《歸田錄》卷一
????秘書領了俸祿，寫公文卻還要另外獲酬，而且在宋朝還訂立制度要大家共同遵守，這種做法確實使人費解。不過每項制度的出臺，當初肯定有它合理的因素，否則就難以推行。我們知道，宋朝建立以后，翰林學士的地位很高，非他官可比，甚至連宋太宗都遺憾自己沒能擔任此職（《續資治通鑒》第十六卷）。可是有一個事實不可否認，那就是秘書的俸祿普遍很低，有的甚至難以維持基本生活。楊大年是公文大手筆，長期在朝廷從事秘書工作，因為家貧，他曾經請求去地方上做官。他在乞郡表中說：“虛忝甘泉之從官，終作莫敖之饑鬼。”又說“方朔之饑欲死”（《東軒筆錄》卷之十）。他寫的也許有些夸張，但生活艱難肯定是事實。他是朝中頭號大秘書，生活境況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情況也就可想而知。為改善秘書生活，增加他們的收入，宋太宗淳化二年（９９１年）開始讓翰林學士兼任外朝官，秘書的經濟待遇才有所改善（《續資治通鑒》第十五卷）。可是元豐改制后，這一決定被取消了，秘書們于是又回復到以前貧窮的地位。宋朝的有償公文為什么用制度規定下來，且自始至終得到較好遵守，和秘書的俸祿很薄有無內在聯系？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值得考證。
????宋朝的秘書究意窮到什么地步？單看楊大年在乞郡表中說的當然還不是很清楚。這里剛好有兩個例子，也許能說明一二。
????宋孝宗時，熊克任翰林學士，深受孝宗賞識和器重。工作上他得心應手，生活上卻十分貧窮。熊克十分賞識臨川童子王克勤的才學，很想把女兒許配給他，可是家里窮得連簡單的嫁妝都置辦不起，怎么好開口提此事？有一次，熊克為朝廷某高官起草了一份任命書，獲得一筆稿酬，才得以把女兒嫁出去（《宋史·文苑七·熊克傳》）。晉朝的吳隱之做主薄（秘書）時賣狗嫁女，在歷史上留下佳話（《晉書·吳隱之傳》），熊克靠潤筆嫁女兒，是可以與其媲美的。
????在職秘書尚且如此貧窮，那些因種種原因而被罪譴流放的秘書們，生活斷了來源，以前又少有積蓄，他們的生活自然更加貧困。翰林學士陸經“坐責流落”后，歐陽修十分同情和可憐他，每答應給人作碑文，都要首先約定讓陸經書寫，不答應這一條件就不寫碑文。歐陽修這樣做，就是想讓陸經得點潤筆維持生活。也許是沾了歐陽修文章的光，也許是陸經書寫碑文特別用心，自此以后，陸經的生活不但有了保障，而且書法越來越好，名氣越來越大，成了遠近知名的書法大家（《東軒筆錄·佚文》）。真是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壞事到頭來卻成了好事。
????正因為潤筆是宋朝秘書經濟收入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是他們維持和改善生活的重要經濟來源，所以一旦遇到與秘書爭利的事，大多數人都能婉拒之。蔡襄（字君謨）是北宋著名書法家，歐陽修在《蔡君謨墓志銘》中說：“公工于書畫，頗自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制《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后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續資治通鑒》卷五十五說是溫成皇后父親《清河郡王碑》），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曰：‘此侍詔職也’。”皇帝親筆寫的公文叫蔡君謨書寫，他不推辭，為什么皇帝叫他書寫翰林學士起草的公文他卻不肯，而說這是翰林待詔的職責呢？難道皇帝的文章比秘書的文章面子要大一些？不是這樣的。蔡君謨在給歐陽修的一封書信中對此作了解釋，他說：“曩者（從前；舊時）得侍陛下青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榜。至有勛德之家，干請朝廷出敕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志，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容齋隨筆·三筆》）。蔡君謨原來是不想同秘書爭利，才力辭書寫《溫成皇后碑文》的。
????秘書們自己也不從同事碗里搶飯吃。唐宋時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知制誥）的職責分工雖說早已明確，但當要起草文件時，皇帝卻會時常召錯秘書，也就是本該由舍人起草的文件，皇帝卻召來了某位學士；而應由學士起草的文件，皇帝卻召來了某位舍人，如寇準罷相時，按規定應召翰林學士起草制書宣布這一決定，但卻誤召了知制誥晏殊；而宋真宗打算任命馮拯為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時，本應由中書舍人起草任命決定，皇帝卻誤召了學士楊大年來起草制書，由于不是自己職權范圍內的事，晏殊和楊大年于是當即說明自己被誤召了，懇請皇帝換合適的人來起草文件（《續資治通鑒》第三十四卷）。他們這樣做，固然與學士和舍人的分工十分明確，并且所能涉及的機密程度不一樣有關，但秘書們互不爭利也是原因之一。
????值得首肯和贊揚的還是秘書們看輕錢財，辭謝潤筆。因另有專文敘述“辭謝潤筆”，這里只補充王禹偁（字元之）拒收李繼遷送來的５０匹馬這件事。李繼遷是西夏國的建立者，后附宋，９９１年任銀州觀察使，受賜姓名趙保吉。李繼遷的任職制書是王禹偁起草的，李繼遷送給他５０匹馬作酬謝（《澠水燕談錄》卷二）。這可是一筆大酬勞，是一般潤筆錢數的好幾倍。然而李繼遷的謝表用的是啟頭書，文書很不合體，王禹偁于是“拒而不納”。事關朝廷體制這種原則問題，王禹偁可是一點也不含糊的。在巨大的物質利益和嚴肅的道義之間，王禹偁選擇了“義”，這比一般的看輕錢財行為自然更值得贊賞。
????古人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宋朝的秘書收入雖然很低，生活雖然貧窮，但他們守得住清貧，潔身自好，不貪不占，不與人爭利，在義與利發生矛盾時，舍利取義，確實彌足珍貴。
異色龍蝦篇四
又啟某事——古代公文寫作趣聞雜談
口眭達明
司空侯安都恃功驕橫，數聚文武之士騎射賦詩，齋中賓客，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輒奔歸安都。上性嚴整，內銜之，安都弗之覺。每有表啟，封訖，有事未盡，開封自書之云：“又啟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常（嘗）陪樂游園禊飲，謂上日：“何如作臨川王時？”上不應。安都再三言之。上日：“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啟借供帳水飾，欲載妻妾于御堂宴飲。上雖許之，意甚不懌。明日，安都坐于御座，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會重云殿災，安都帥將士帶甲入殿，上甚惡之，陰為之備。……乃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
——《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九，中華書局1956年6月第1版第5233頁
永定三年(559年)六月，陳武帝陳霸先去世。當時皇太子陳昌被北周拘押在長安，名將侯安都等人便擁立陳霸先的侄子臨川王陳蓓做了皇帝，是為陳文帝。第二年．北周為了挑動陳朝內部的爭斗，故意把陳昌送回陳朝。陳昌在回來的途中，寫了一封信給陳蒨，措辭很不謙虛，陳蓓看后一肚子不高興。他把侯安都召來，故作平靜地說：“太子就要回來了，我應該讓位，另找一個藩國作為自己養老的地方。”侯安都聽了，非常不安，急切地說：“自古以來哪有被替代的天子！我這個人很愚笨，只知道忠于陛下，因此不敢接受這個命令。”說完，毛遂自薦要求由他去“迎接”陳昌。在渡江時，侯安都把陳昌推到水里淹死，回來后卻報告說陳昌不小心失水而死，以掩人耳目。因這一“功勞”，侯安都不僅被封為清遠公，朝廷還特意立碑頌揚他的功績。
此后，侯安都自恃功高過人，越來越橫行驕奢，漸無人臣之禮。他經常聚集文武官員騎馬射箭，吟詩作賦，然后親自排列好壞次序，給予各種獎賞。部下很多將領不遵守法紀，有些要被查問收捕的人就常常逃到侯安都那兒尋求庇護。有一次，重云殿失火，侯安都竟然擅自帶領將士披掛鎧甲沖入殿內。陳文帝性格內向、作風嚴謹，對侯安都的所作所為，表面上雖然沒有表示過什么，內心其實很有看法。侯安都不但沒有察覺，而且越發放肆起來，在陪陳文帝喝酒時，為圖一時愉快和舒服，竟然傲慢地伸開雙腳，用手據膝，傾斜偏倚，毫無坐相，一點規矩和禮節都不講。有一次喝得興奮，侯安都還放肆地對陳文帝說：“現在的生活跟你做臨川王比起來怎么樣？”陳文帝沒有吱聲。侯安都再三追問，陳文帝才冷冷地說：“我登上皇位，雖說是天命，但也是依靠你將軍的力量。”宴會結束后，侯安都又向陳文帝開口借用宮中供設的帷帳及游覽船上的裝飾，準備帶著他的妻妾和家人一起游覽，并在皇宮的大廳里開設宴會。陳文帝雖然答應了他，但心里很不高興。第二天，侯安都就坐在陳文帝的御座上，賓客坐在群臣的位子上，舉杯向他祝壽。陳文帝知道后，非常生氣。更讓陳文帝惱火的是，侯安都行為毫不檢點，對皇帝一點都不尊重，每逢有事向皇帝報告或請示，公函已經封好，想到要加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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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拆開信封補寫上“又啟奏某某事”。把正式公文當成了文書草稿，隨意添加，任意涂改，真是太不像話！陳文帝忍無可忍，終于在天嘉四年（563年）五月把侯安都給殺了。他的死，原因雖然很多，但他寫作公文時的“傲慢不恭”，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公文寫作是件非常嚴肅認真之事，任何情況、任何條件下都應鄭重對待，侯安都卻隨意為之，如此倨傲不恭，確實少見。他由此得禍，只能說是咎由自取。
由此，我想起了宋朝魏泰在煉軒筆錄》中記載的一件事。宋仁宗景祜年間，有個叫陸東的朝官被派到蘇州做通判官，并代理知州。有一次他判了一個人的流放罪。古時被判流放的犯人，要在臉上刺字，陸東就命人在這個犯人的臉上刺上“特刺配某州牢城”的字樣。刺完之后，下屬人員相互議論說：“凡是說‘特’的，都是罪沒有那么重，而由于朝廷一時的旨意才判刑的。如今這個人本來就該發配，再用‘特’字，就不符合官府行文的通例了。”陸東聽了這話后非常害怕，趕緊把“特刺”二字改成“準條”，并下令在犯人臉上重新刺。此事傳出之后，人們都笑話他。后來，有人向朝廷中書省和樞密院推薦陸東，說他有才能，建議提拔。參知政事石中立聽到后，說：“我知道此人。不就是代理蘇州知州時在犯人臉上打草稿的那位先生嗎？！”因而堅決主張不用此人。（《東軒筆錄》卷之十）
侯安都之死，豈不也是在報給皇帝的公文上打草稿所致嗎？！
（作者單位：江西省糧食局）
異色龍蝦篇五
俗話說，“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會抄不會抄”。自從學習寫作開始，此番論調就在耳邊縈繞不停。特別是從事公文寫作以來認真學習，刻苦鉆研，對所謂有定評的大材料無不細心揣摩，然而“照貓畫虎”“依葫蘆畫瓢”者比比皆是，深感“天下沒有不抄的筆桿子”。然而，細細品味，才知小抄者形似，中抄者神似，大抄者抄于無形，以彼家之語言，闡此戶之思想，憑甲方之結構，創乙類之新意，宛如冰糖葫蘆，山里紅雖是買來的，竹簽子卻是自產的，冰糖一滾，渾然天成，又有誰敢說這不是新的創造呢？以此為切入點，談點公文寫作的粗淺感受，與諸君共勉。
一、以“沒有不抄的筆桿子”談抄的重要性
長期的實踐，使我們感覺到——每一次寫材料經歷的思維過程，與初學寫作時的過程是何其相似，初學者從摹仿開始，老成者從參考起步，其主要的區別就在于進入狀態的速度不同，初學者緩慢，老成者迅達，如此而已。摹仿是抄，參考也是抄，一個是抄的初級形式，一個是抄的升華階段。試想，公文文體的嚴格規定性，注定我們在寫作時繼承的多，創新的少，甚至可以說在文體上就不可能有什么創新。文體的繼承，就是文體的“抄”。公文的內容是反映組織的意志，是“代人立言”，其指導思想必須同組織的領導者保持一致，特別是作為地方組織的公文一般是以落實上級精神為主的多，在精神上必須同上級保持一致，這必然要體現在語言文字載體的同一，必要的內容，必要的語言，必要的引經論典，所有這些其實質就是必須做好“抄”字文章。看得遠，是因為站的高；寫的好，是因為有參考。抄是引用，抄是參考，抄是引經論典，抄是你之所以看得更遠的巨人肩膀，抄是之所以寫得更好的前期平臺。筆桿子是寫出來的，是改出來的，也是抄出來的。
二、從“如何讓人覺得不是抄”談抄的藝術性
抄不是抄襲，而是參考，引用，摹仿，所以必須講求藝術性，有條原則必須予以堅持。
一是不能全抄，全抄就是抄襲。抓住重點，突出特點，這篇材料需要什么就抄點什么，缺少什么就抄什么。但絕對不能整篇全抄，全抄就是抄襲。謀篇之初，可能是文體未定前，那就不妨參考文體，以了解這種體裁的要求和具體模式；立意之始，也許結構未明，那就不妨引用結構，以彼之骨架塑此之雕像；或內容，或語言，雜取種種，皆以此論。
二是不要在一棵樹上吊死人，要抄的廣泛。一篇文章，文體采用甲種形式，結構融匯乙類骨架，內容涉足丙的涵蓋，語言淵源于丁的精彩，甲、乙、丙、丁優化組合，是它又非它，這不是新的創造又是什么呢？參考要廣泛，引用不單一，摹仿看不見。
三是抄要分清類型，不能千篇一律。抄上級的文件，重在落實批示，貫徹精神，本已十分精確的語言，何用更改？抄下級的匯報重在抓住事例，事情要清楚，數字要準確，為經驗提供例證，為觀點提供論據。抄外單位的材料重在寫作技巧，語言精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三、從“怎么就算是會抄”談抄的實踐性
話好說，事難辦，文章不好寫。如何在公文寫作中運用抄的技巧，需要大量的實踐。這決不是講一講秘訣就可以一下子完成的，那如何實踐呢？
一是要勤于積累。俗話說，厚積薄發，才能出精品。抄最起碼還得找到地方，這就需要我們日常勤于積累，包括理論觀點的積累、典型事類的積累、本部門本單位基本情況、工作思路的積累、領導風格的積累、有價值文稿的積累等等。積累是一個長期的工作，也是一項基礎性的工作，一時半時很難見到明顯成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積累量的增加，就會出現質的飛躍，為公文的抄作提供堅實的基礎。
二是要提高理論素養。生活珍珠只有用思想的紅線貫穿連綴起來，那才是引人注上目的美麗。沒有真知卓見的觀點，沒有系統完整的思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抄來的東西只是一種簡單的拼湊，沒有靈魂，沒有生命力。這就要求我們不斷加強理論學習，提高理論素養，能從多方面去領會組織者的意圖，代人立言，方有生機，否則只是一片散沙而已。
三是要有改寫的功夫，能夠快速進行文體變換。大抄者，抄于無形，其實是抄自己，我們常說大筆桿子材料出手快，其實是他材料積累豐厚。能夠迅速進行文體變換而已，一個材料寫出來，這次用了；等到周期性的工作再周而復始時，是不是改寫后還能再用？工作匯報寫出來了，是不是還可以改寫成新聞報道，工作信息再進行發表？領導講話起草后能不能改寫成工作經驗再進行探索？當然改寫的過程、文體變換的過程也不是簡單地、機械地，它同樣需要創造，需要創新！這種素質既是一項基本功，也是一種高深的功夫。當此種功夫爐火純青之時，方時材料由匠成家之日。
抄是已知內容的重新組合，抄是已有文體的快速轉換。公文寫作運用抄的技巧，會使我們材料不論是在質量上，還是在速度上都會有很大的提高。
（張家口市宣化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局 孫慶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