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

　　詩的前十四句抒寫詩人謫居永州后的心境，描繪朝陽巖及西亭的美景。首句的“棄”，點出了詩人謫居的心情。柳宗元來到偏遠的永州，遠離了政治文化中心，一種遭遺棄的感覺始終折磨著他。詩人“棄”而來到偏遠的永州，伯夷、曹父潔身自好，兩種心境大相徑庭，所以在永州附近登山臨水，只求緩解一下憂郁的心情。正如他在《與李翰林建書》中所云，只是“悶即出游”而已。這次來到朝陽巖，景色果真異常優美：位于瀟水西岸懸崖絕壁上的朝陽巖俯瞰著奔騰的江水，洞窟幽深，巖口開闊，溫暖的陽光在樹梢盤旋；巖頂的西亭檐牙高啄，氣勢不凡，亭后星光點點，亭下卻是云雨交替，一亭之上下而氣候不齊，這確實是難得的自然景觀。如此美景，使詩人情不自禁的發出了“惜非吾鄉土”的感嘆。眼前的美景雖然賞心悅目，但畢竟不是自己的故鄉。“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逡巡。”（《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零山》）此情此景，不禁勾起詩人的故鄉之思。

　　于是，詩歌自然而然地轉寫思鄉述舊之情，抒寫其抱負與不幸。公元784年（德宗興元元年），柳宗元曾隨父親移居夏口（今湖北武昌），“羈貫”句指的應該就是這次南遷，這時柳宗元12歲。可歷來求仕都只在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中原地區，柳宗元也在16歲那年回到了他出生、成長的長安。當然，詩人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祿，而是“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他21歲中進士，因父喪耽誤了幾年，至26歲始任集賢殿正字，此后春風得意，一路青云，33歲時被提升為禮部員外郎，與王叔文、劉禹錫等人大刀闊斧革新政治，興利除弊。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時期。詩人滿懷留戀地描寫了他在長安的故居：故居就在灃水邊上，那里有肥沃的田地、寬敞的臺閣館舍、碧波蕩漾的池塘。如此美好的故居不能不令囚居蠻夷之地的柳宗元思念，更何況那是他施展才華，實現理想和抱負的地方。詩人雖然是以自嘲的口吻說自己曾迷戀仕途官場，落得貽笑山林的尷尬，說自己太微薄無用，把官場升遷的瑣事看得過重，但這自嘲里包含的是萬般無奈與滿腔憂憤，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沾巾”的嘆惋。實際上，志大才高的柳宗元就是被貶到永州后，也一直沒有熄滅他的理想之火，這在他羈永期間的許多詩文中都可以找到明證。

　　故鄉之戀，往事之思，使詩人的心靈備受煎熬。于是詩人又回到現實，寫他在永州的囚居生活。“囚居固其宜”自然也是自我解嘲。詩人在《對賀者》中也曾說“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吾又戚戚焉何哉？”但在內心深處，他并不認為自己是罪有應得，在《與許京兆孟容書》里，他曾那樣執著地為自己辯解過。“厚羞久已包”則是真實的表白，也正是因為有能包容“厚羞”的胸懷，才成就了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柳宗元。詩人接著描寫了他在永州的陋居：院子里種植著蓬艾，狹小的窗戶上結滿了蜘蛛網。這與他的故居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寄居在龍興寺，終日與僧人為鄰，過著孤寂的幽居生活，所幸常有一些喜好山水的客人來訪，于是詩人常與他們結伴而行，登山臨水，訪尋名勝，飲清流，烹野菜，志趣相投，言談高妙，醉舞歡歌，其樂也融融。詩人說，這種逍遙的生活驅除了心中的晦氣，淡泊的心境隔斷了塵世的喧囂，荒僻的謫居地倒成了他躲風避浪的寧靜港彎。于是，當他每天清晨聽見雞鳴嘐嘐的時候，竟萌生了希望這樣的日子更多些，或者干脆把家廚也帶來過過這種逍遙生活的念頭。表面上看，詩人把自己的囚居生活寫得充滿樂趣，其實不然，他在《與李翰林建書》中給自己的囚居生活打了個比方：譬如常年關在監獄里的囚徒，遇上好天氣出來活動一下筋骨，在墻上磨擦搔癢，也感到很舒服，但這樣的舒服不是能長久享受的。這才是詩人心靈的真實表白。

　　柳宗元這首五言古詩，以記游為題，從描繪眼前景物入手，繼而寫故鄉之戀，往事之思，囚居之“趣”，運思縝密，蘊涵深遠。他將個人遭際與滿懷憂憤含融在山水詩之中，將深沉的憂思隱含在淺淡的微笑之內，“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姜夔），細細吟詠，回味無窮。